实话说，主旋律电影越来越难拍了，一个重要原因是观众的口味和期待都变高了，舆论要求和监督标准也提高了。主旋律电影要做到政治上毫无瑕疵，经得起观众和网友们最严厉的审视，余下的创作发挥空间自然变小。再想同时实现带来惊喜的艺术创新，获得可以与商业片媲美的票房，殊为不易。
《长津湖》等创造了主旋律电影高票房的奇迹，它们本身做得很棒，也很幸运，我们要做的是这种奇迹的可复制性。
▲2021年上映的《长津湖》拿下了57亿元的高票房成绩。
老胡认为，我们的舆论场要给主旋律电影、包括所有影视和艺术创作多一些发挥空间，“政治正确”的标准首先不能定得过高，这个标准应当由有关部门全权把握，凡是过审的片子，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应自动视为政治上立得住脚，舆论场尽量不进一步加码，拉出更高标准。共守这一规则，这对保护主旋律电影以及保护整个影视创作空间至关重要。
老胡之所以这样建议，是因为我们社会对艺术创作的政治标准一直比较高，如果舆论场在某部片子上施加更高标准，甚至对一个具体问题上纲上线，就会迫使有关部门全面提高标准，客观上形成轮番加码，导致整体上的创作空间萎缩。
艺术一定得有它的丰富性，如果光正确了，很容易干巴巴的，艺术的大众性就会萎缩。如果一部主旋律电影拿到院线上没人看，票房低得不好意思往外说，那才是对主旋律的真正亵渎。你提一个高要求，我提一个高标准，结果是一类作品甚至很多作品变得更加拘谨，精彩度和叫座率下降；我们每个人都很正确，都站在了道义高地上，但事情的总结果不好，我们要防止这种局面的出现。
▲2023年上映的电影《奥本海默》成为影史人物传记片票房冠军。
《奥本海默》在美国的电影里算他们那边比较主旋律的了吧，有点类似咱们这边拍钱学森。但《奥本海默》能拍成在全球很叫座的商业片，做了当时的票房冠军。大约十几年前，老胡看过我们国内拍的《钱学森》，陈坤主演，当时就拍得很拘谨，票房很低。我不知道如果今天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重拍钱学森，会不会拍得更拘谨。
几年前上映了一部描述张桂梅的《我本是高山》，因为电影里描述了张桂梅的一段爱情，张桂梅在困难时刻总会想起病逝的丈夫，她没有反复强调自己的“政治信念”，遭到了网上的一轮猛攻。虽然《我本是高山》得到电影界的集体力挺，但那次争议肯定强化了创作者拍正面著名人物的风险感，束缚了发挥。
我们有那么多开国将帅，有那么多伟大的科学家，但这些年没有拍出过一部非常叫座的著名正面人物传记片，这值得我们思考。
我们应该有一个基本判断：在今天需要公共投资、尤其是需要较大投资的影视和其他艺术创作中，很难有人抱着与社会主流价值体系对抗的念头去创作，或铤而走险“夹带私货”，因为那样做形同自杀，社会资金不会流向那样的疯子。虽然不排除有极个别情况，但它绝对不会是一些人渲染的那样“遍地都是”。
▲2023年上映的《我本是高山》遭到了舆论场的一些批评。
绝大多数争议都是针对一些细节的放大，它们有些是主流价值体系内如何做到更好艺术表现、取得更好市场效果的探索；有些就是很普通的几句话，被挑剔者拿着放大镜拆解其中的含义。当我们死盯住一个地方使劲看的时候，1都可能看成11，单物可能看成重影。更何况一部复杂的艺术作品，如果使劲盯，使劲琢磨每一个画面每一句台词、每一个演员比历史原型人物更美了还是更丑了，我们都会生出无穷无尽的“这是什么意思”，直到把创作者们吓得战战兢兢。
还是让我们对影视和各种艺术作品更加宽容些吧，警惕和把关都留给有关部门，我们民间只谈好不好看，艺术水平如何，哪个演员表现得出色还是令人失望，这样的讨论空间已然非常大。
老胡之所以这样建议，因为这样做对我们社会的意义非常大。
宪法秩序下保持宽松的舆论环境，是繁荣的基础性条件，而繁荣是最大的政治正确之一。因为繁荣展现的是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和韧性，它是我们社会自信的最大源泉之一。
港陆证券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